水货iPhone的4手生意 华强北走向衰落

来源：锌财经

在华强北水货市场摸爬滚打 10 年之久的小林，终于决定结束自己的华强北生涯，选择回家乡发展。

“现在根本干不下去了，抓得严、也不好卖，以后华强北不会再有水货机了。”

“以前的华强北卖水货手机太赚钱了，随随便便从香港背回来几台手机，就能日赚大几千，不知道多少人赚得盆满钵满。“小林非常怀念曾经的峥嵘岁月，和如今有着天壤之别：“现在抓走私太严格，抓住就是判刑，谁还敢做水货手机哦！”

和他相同处境的水货机商户不在少数，华强北似乎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萧条与冷清。

从人声鼎沸到门可罗雀

飞扬时代大厦，是华强北租金最高的档口，也是水货手机的中心。在这里很少有办公室，都是一排排玻璃柜台围成一个片区，摊主一个挨着一个，像动物园关起来的猴子。玻璃柜下摆满了没包装的 iPhone 手机和一叠叠红色钞票。

过道上来来往往淘金的背包客，看到好成色的水货 iPhone 就快速和老板谈好价格，并且讲价时候不能让旁边的同行听见，都随身带一个计算器，想要什么价就按下数字给卖家看，报出来的价格一成交，就把没包装的 iPhone 用塑料袋裹起来，往背包里一塞。等到第二天，背包里的 iPhone 就会发往全国各地的二级经销商或者顾客手里。

小林的铺子就是位于四楼的一个小办公室里，门口还欲盖弥彰贴着 XX 手机维修售后的招牌，其实他完全不会修手机。

“我基本不做散客生意，都是大批进货大批卖货。“小林回忆起曾经的峥嵘岁月，不由开始指点山河：“在飞扬大厦卖货的分三种人，最上游的是掌握着货源和渠道的批发商，中游是租个一米柜的摊主，最下游就是背包客或者散客，而我只做上游生意。”

小林告诉锌财经，他的 “水货生意” 做得很大，作为最上游的批发商，他的进货渠道有两种：一种是 “小打小闹”，每天雇佣背包客去香港，人肉背回来 iPhone。这种虽然风险较小，但一次最多也就带回来 3-5 台 iPhone，多的话容易被海关发现。

第二种就是大买卖的走私生意，在深圳湾、深圳河或沙头角货运的船上，安装多个大马力引擎和河船暗格，通过各种 “黑色手段”，一次性将成百上千台 iPhone 从香港带到深圳。这种 “大买卖”，小林非常谨慎，每隔好几个月才会做一次。

“每次货到了的时候，那就是最膨胀的时候。我立马通知飞扬大厦熟悉的摊主，让他们一个个来我办公室。然后我拿着计算器一个个按出每台 iPhone 的价格，总价是多少。如果他们不接受，我就让他们走人，继续喊下一个来。”

当时的水货 iPhone 非常热销，小林往往刚从码头搬过来货，一会就能全部卖光：“一般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全部卖出去，而且都是当面交钱当面交货，不能发快递。给完钱后，那些摊主就搬着一箱箱 iPhone 自己拉回去。”

好景不长，这样的 “辉煌岁月” 并没有持续太久。从 2022 年年初开始，受境外疫情输入影响，深圳开始严厉打击走私和偷渡行为，严查进货渠道或快递物品来源，严厉查处销售无合法来源进口物品等行为。

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飞扬大厦，如小林这样的批发商都不敢再进货，导致水货 iPhone 的数量出现断崖式下跌。摊主没有货，背包客也没有货，最终水货生意逐渐消失。

目前，飞扬大厦大部分一米柜都已清空，大量店铺转租或出租。

水货 iPhone 也不便宜

水货 iPhone 存在的最大购买价值，就是因为价格便宜。但是近些年这个底层逻辑，却被一点点颠覆了。

上文提到，水货 iPhone 的进货分为批发商、摊主、背包客，这也意味着一批从香港走私来的 iPhone，先是被批发商抽了一笔钱，然后转给摊主，摊主再抽了一笔钱接着转给背包客或者二级经销商。最后，背包客和二级经销商卖给消费者，他们同样会抽一笔钱。

小林告诉锌财经：“水货 iPhone 其实和二手机差不多，从香港的苹果专柜出货，到我这里是第一手，卖给摊主是第二手，摊主再卖给背包客和二级分销商是第三手…… 到了消费者手里，都已经中转了第四手。”

如此抽丝剥茧，一环接着一环，再扣除中间的物流费用，等到消费者拿到水货 iPhone 时，价格已经比真正的香港 iPhone 高出来太多。对比国行版本的 iPhone，在价格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Apple Store

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也将 iPhone 视为最重要引流商品，频频上架各种降价活动。例如拼多多的 “百亿补贴”，从 2019 年就持续为 iPhone 提供大额补贴，不断压低国行 iPhone 的入手价格。

同时，在双十一、618 为首的电商大促上，国行 iPhone 都会推出 24 期分期免息的活动，比起水货 iPhone 需要一次性付清数千元的 “巨款”，消费者购买国行 iPhone 门槛更低。

除了价格不占优势以外，电商平台也开始抵制水货手机。2020 年底，淘宝网明文要求卖家不得发布 “美版、亚太、欧版、日版、韩版、有锁” 等非中国大陆版本机型的描述用语；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也相继出台限制水货手机的规定。

面对市场的不断收紧，水货 iPhone 最大的盈利点就在每年 9 月苹果发布会前后。新款 iPhone 发布后因新品备货量问题，往往第一批新 iPhone 的价格会大幅度上涨，能为沉寂已久的华强北带来一股生气。

但今年的 iPhone 14 系列却因为基础版本的 14 和 Plus 继续沿用上一代 A15 芯片，被消费者抵制，直接导致 iPhone 14 系列的需求低于预期，出现大量囤货，让华强北的水货生意更加雪上加霜。

“苹果也救不了华强北了。” 小林给自己十年华强北生涯下了最后一个定语，随即登上返程归乡的高铁。

转型依然离不开苹果

当一个公司出现生存困难时，转型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华强北的水货 iPhone 逐渐消失，苹果配件就成了最大的生意。

近几年苹果的智能穿戴设备引起了行业震动，不论是 iWatch，还是 Air Pod，均是年销过亿的现象级产品。但也滋生了华强北的 “白牌电子设备” 灰色产业链。

所谓的 “白牌” 其实就是无品牌的山寨货，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低廉和外观与 Air Pod 极度相似。比起 Air Pods 动辄上千元的售价令人望而却步，50-200 元不等的白牌耳机似乎更能符合消费者的预期。

不仅外观相似，华强北出品的白牌耳机甚至还做到了支持 “改名定位、弹窗连接、入耳检测” 等苹果 Air Pods Pro 标配的功能。

便宜低廉、和 Air Pod 外观和功能相似的白牌耳机成为行业的销量冠军。据上海证券研究所数据显示：2020 年白牌耳机出货量达到 2.92 亿部，出货占比高达 49%；而苹果 Air Pod 出货量为 7800 万部，出货占比为 21%。

近 3 亿的出货量，让华强北生产白牌耳机的厂商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水货手机，成为华强北的新名片。

虽然白牌耳机销量不错，但过于依赖于模仿的白牌耳机，始终面临专利侵权风险。另一方面，白牌耳机定价过低，也导致厂商能获取的收益有限。虽然出货量高出一半，但净利润无法跟苹果 Air Pod 相比。

从 iPhone 水货和走私，变成 Air Pod 的山寨和抄袭，如果华强北一直将白牌耳机作为核心经营，那只会将名声进一步降低。

坐拥 1.45 平方公里的商业区，一年 2000 亿销售额，成就 50 多位亿万富翁等华强北商业传说，未来会走向哪里，恐怕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