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8年银行行长，退休后当群演，60岁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1974 年冬天，我 18 岁。那天在操场上，我们结束新兵训练，等待分配。几百个新兵站着，一个个点名，点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拿着花名册的首长问，还有哪个同志没有点到。我举手：“报告，我。”

“你叫什么名字？”

“付颀。”

“哦，这个字念颀（qí ）啊。”

大多数人不认识这个字，我习以为常。“颀” 是父母翻字典找的，取 “身体修长” 之意，和我哥的 “顺” 字呼应。我生在天津，2 岁时随父母来到北京。爸爸是电气工程师。我在铁道部大院长大，小学是在北京铁路第五小学读的。

小时候的我。

我从小就知道家里成分不太好，爸爸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学历高但不受重视，一辈子受压。十四五岁时，我就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那时候没恢复高考，我们只有三条路可走：当兵、到农村插队、考文艺团体。我想好了以后的路，要么当兵，要么考文艺团体。

我喜欢唱歌跳舞，一年级时进了合唱团，后来又被音乐老师选进舞蹈队，五年级时，铁路宿舍对面的会城门百货商店开始卖笛子。摆放在柜台里的笛子制作粗糙简陋，长短不一，三毛钱一根。那时家里穷，三毛钱是全家一天的菜钱，但经不住我的死缠烂打，妈妈还是给了买笛子的钱。

中学时我进了文艺宣传队，队里有拉手风琴的同学，每次演出坐在乐队正中间，特神气。那个同学毕业后，没人会拉，我主动跟老师说我想拉。每天中午我到防空洞里去拉，底下没人，有点阴森，我练得很刻苦。还问了之前的同学，怎么摁琴键，琴怎么背，哆啦咪发嗦在哪儿，自己摸索。三个月后我就能给人伴奏了。

高中毕业后，我不想去插队，考过文艺团体，没考上，我就想去当兵。我应征入伍，第一次体检因为鼻炎被刷下来。那会儿首长喜欢带有特长的兵，我知道还有希望。每天放学后我就跑到学校宣传队的小屋里，把门打开，使劲儿拉琴。三天后，终于把首长吸引过来了。他们把我的名字记下，让我去复查，第二次我就过了。1974 年，我 18 岁，坐上火车来到河北邯郸的新兵连。

两个月的新兵训练后，我被分配到五连做生产兵，到河北磁县种地。

那时我非常伤心，本来想扛枪保卫祖国，没想到来到农场种地。连队的卡车从早晨开到下午，我的心也坠入谷底。冬天的农场荒凉破败，举目望去没有房子，灰扑扑的地，树上没有叶子。三排破旧的矮平房，就是我们的驻地。宿舍的上下铺，上铺的人坐起来脑袋就顶到房顶了。

农场的地非常大，我们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到地里割麦，午饭后到另一块地里插秧。天黑以后打麦子，腰疼得晚上需要战友托着屁股才能爬到上铺。

当兵时候的我。

开春下田插秧，水上飘着薄冰凌，脱了鞋就往水里扎。脚冻成紫红色，鼻尖都是红的，手上存了一层又厚又黑的皮，一道道的，裂开后往外冒血。从春天到秋天，麦子由绿转黄，守着一望无际的麦田，偶尔想家，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这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当兵的时候还很瘦。

我在部队拉手风琴。

第二年，全师文艺汇演，我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我能吹笛子、拉手风琴、说相声、会鼠来宝，还能把身边战友的事迹写成节目。全师一共七个团，团里的节目基本都是我写的，汇演拿了第一名。第二年，我就调往师部文艺宣传队，每天的生活跟电影《芳华》一样，排练、下连队汇演。有时去偏远的哨所，只有 3 个人，其中一个在站岗，我们也演给剩下的两个人。

两年后，师部宣传队没有编制，被迫解散。临走前天晚上，我们喝了酒，在一起哭。大家都回到原部队，有的回野战团，女兵回到医院通信连，战友们四下飘散。我回了原部队，之后去石家庄搞生产，盖房子，挖大沟，搬石头。

24 岁那年，我的军旅生涯结束了。退伍那天，我们坐在火车上，泪眼朦胧，大家哭成泪人，那时候没有手机，分别了就再也见不到了。大家相互赠送笔记本，这些本子我一直留到现在。

临别前战友送的笔记本，我到现在还保存得很好。

1980 年，我退伍回京，见了朋友和老师，惊觉生活已大变。当年班里 6 个同学当兵，剩下的同学去农村插队，我们穿着新军装，戴着大红花，他们在底下泪流满面。六年过后，人生际遇倒转，恢复高考后，三分之二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有的还是北大、北航的，谈吐完全不一样了。高中时我的成绩非常好，而现在我是等待分配的退伍兵。

后来我先上的夜大，拿到专科学历，再到北京行政学院读本科，之后在中央党校拿到研究生班的毕业证，边工作边上学，周末顶着大风骑两小时的车到学校，断断续续地，一直上到四十几岁，在学历上才追上同学们的脚步。

1982 年，我 26 岁。

退伍后的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进铁路系统，要么去银行工作。家里特地开了会，讨论到底去哪儿。爸爸希望我去铁路，妈妈知道我身体不好，动手能力也差，打小自行车拆了装不上。

我去家门口的银行考察了一下，坐在柜台外的长椅看人家办业务，决定还是去银行，那毕竟是屋子里头的活，在铁路上拿板子钳子不适合我。

我是从记账员做起的，分在商业会计专柜，有个师傅带着。给了大算盘和套袖，里头全是低着头打算盘的人，整间屋子都是啪啦啪啦拨算盘的声音。

我在银行工作。

我那时也不会打算盘，有时候帮忙跑腿，送单、取单、记账，干了不到一礼拜我就知道这工作不适合我，我不太识数。

我就想了个办法，偷偷地给《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写稿子，署名除了名字还带上了单位：北京西城银行付颀。跟我当年拉手风琴招领导来是一个计策。办公室大领导看到了，行啊，是个人才，笔杆子。就这样，我干记账员不到半年时间，就被调到机关写材料。

写了三五年，在政工科、教育科、党委办公室转了一圈。从副科长到正科长，从西城银行调到北京市银行，在人事处当了两年副处长，1992 年，我被调到工商银行做支行行长。

我当行长时候的照片。

当行长那 8 年里，就是在烦恼和压力中过来的，行长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社会上说行长神气，穿着西装，喝酒、谈判、出国。实际上，行长要操心存款，没有存款银行就没有利润；盯着贷款，放贷款就是麻杆子打狼两头怕。他们怕我们不给钱，我们怕他们不还，反复斟酌。

服务质量也得上心，干银行属于服务业，每天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按规定没收假币，客户不答应，硬要银行赔的；想存一万一数只有九千，说是银行偷的；被骗老年人要给骗子转钱的。什么事都能碰上。我们跟客户的关系，不管谁对谁错，都不能发脾气，要耐心解释。

我当行长那几年，下班回家，正吃着饭呢，电话响了，心里都得咯噔一下，来电话的十有八九不是好事。

爸爸妈妈，妻子儿子和我，我在左一。

除此之外，还要提防骗银行的，做假账的，得兼顾领导班子建设、员工队伍的稳定。加班是经常的，年末结算时一晚上都不能睡，必须把账结清楚，摸清年底利润情况。别看外面关着门，里边灯火通明。

我当行长的日子，从来没在家过过年三十，基本都在单位值班，第二天中午等其他人换班再走。出差也多，企业想贷款，得要到现场审核企业的项目，看看真实性。

工作出差的机会很多。

我基本没有时间参加文艺活动。但有一次，单位组织合唱比赛，我作为指挥上场，那次比赛我们拿了二等奖。

2000 年，我从行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到金融公司做了副总，2016 年，我正式退休。

当副总时的照片。

我记得我爸退休那会儿，那时已经是高级工程师了，头天还特别忙，第二天就没人找他了，没有电话，也没有工作，一下子闲下来。他非常不适应，脾气变得很坏，天天在家里找茬，训斥我们，一会儿说菜太咸了，一会儿嫌我们端碗拿筷的姿势不对。

我就知道，退休后他的弯转不过来了，离开了工作，没人需要他，他只能跟家里人较劲儿。那时我就在想，将来我退休了，绝对不能像他这样。退休前几年，我就想着未来要做什么，脑子里有很多计划。本想跟几个朋友开公司，做个顾问或董事长的，转念一想，一辈子都在跟钱打交道，很没劲。还想开个咖啡厅，因为没经验，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我和爸爸。

上班的时候，每天早上六点半，我准时起床，梳洗好，七点一刻出门，八点十分到单位，吃完早点回办公室工作，一辈子都是这么个节奏。退休后第一天，我跟往常一样，六点半醒了，“垮” 一下子就坐了起来，想了一下，今天不用去，再睡会儿吧。把闹钟关了，躺下接着睡。再睁眼，九点多了。觉是睡够了，但心里还能惆怅，好像一下子就脱离社会和主流，变成了一个闲余无用之人。

我的身体很好，精力也够。对我来说，60 岁是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候，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处理问题的方式、思维能力足够成熟，在管理上炉火纯青，跟客户、员工的关系稳定，在这个年纪退休，太早了。就像一辆好车，放在后院不开，慢慢就放废了。

退休三年后我穿着行服到门口拍照留念。

我不喜欢完全没事干的生活，坐着喝茶，看看电视，到街上溜达，看人下棋，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喝茶、打麻将、跳广场舞，也不是我的兴趣。我不能闲着，每天睁眼就是想着吃什么，太没意思，那仅仅只是活着，没有生活，这样的人生没有意义。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月，我就开始忙碌了。忙了一辈子，被工作推着往前走，我暂时忘记了曾经的梦想。想起年轻时候，我最喜欢写作和文艺，上学时作文总被班主任拿到课堂上当范文念，在部队时经常写话剧、排节目，坚持写日记也是为了写作留记录。

2014 年退居二线后，我开始写小说，在银行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听过很多故事，经历过大案，见证金融界浮沉。市面上反映金融业的小说很少，社会对金融业的了解太少，还可能存在误解，不在这个系统的人根本写不出来。我想用我的笔，把真人真事写出来。

写作既痛苦又快乐，写不下去时，苦闷、失眠，并不好受。就这样，我写了 35 万字的长篇小说《影子行长》，拿了金融文学大赛小说组的一等奖。之后又写了《父与子的战争》，以我和儿子为原型写的。两年的时间里，我写了这两本小说，写了几十篇中短篇小说，也写过报告文学、话剧和剧本。

小说写完后，我回去拜访班主任，正是因为他，才让我有了写作的梦想。

小说写完了，有导演通过出版社找到我，想把小说改成剧本。谈了好几次，他想加人物和爱情线、加冲突，我只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不熟悉的东西写不了，没谈成。

我想，既然剧本没人拍，那我就继续追求文艺的梦想，去当演员。在网上找，加过拍戏的 QQ 群，进去后没太多机会。群里什么人都有，很杂，有时群头发个通告，哪天需要四个老头，什么类型的。留了电话地址，也没人理我。人家不知道你的实力，能拍上第一个戏就好办，万事开头难。

2016 年，有个朋友打电话找我，说冯小刚有部电影在北京拍，有场戏要找长得像高级干部的演员，没有台词，就是坐着开会。我寻思，那我行，我一辈子净开会了。穿了衬衫西装就去了，在东城区一个宾馆大厅里头，屋里头坐了一圈工作人员，演员有 7、8 个。我刚进去，副导演就叫住了我，给我拍了照，让我把下礼拜的时间留出来，其他演员还奇怪呢，怎么他一来就定了。

这场戏拍了 4 天，每天 300 块，我刚开始坐前排，后来被安排到主席台上，挨着高明老师，在电影里露脸近一分钟。

《我不是潘金莲》电影，我坐在高明老师旁边。

后来跟其他演员聊起，我告诉他们，开会的学问大着呢，什么时候点头、低头、鼓掌，点头幅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有时皱皱眉，有时摇摇头，有时笑一笑，有时记个笔记。大领导进场，迎接时余光得瞄着，走得不能太靠前也不能太靠后，等大领导坐下了，停至一两秒才能坐，我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这不是一两天的功夫。

在现场我还给他们提了建议，那时冯小刚、刘震云就在我身后商量，原来的戏是大领导发完脾气走了，现场人员呆若木鸡。我鼓起勇气说，不管是发脾气还是表扬，大领导走了，总得送一下吧。主席台上这么多人不动，你们还想不想在官场上混了？后来戏改成三个人起身送大领导。

拍了这场戏后，给剧组留了联系方式，有作品，慢慢地就有戏可演了。在影视圈是讲口碑的，这个戏拍好了，下个戏才有人找。

联系我的，有群头也有副导演，我演过小人物，路人甲，在镜头前一晃而过，在角落里做路人；接过有台词的角色，那是特约演员，有大段台词，跟谢园、刘佳、于和伟、张国立等一线演员对过戏。

从 2016 年到 2020 年，我演过太医、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心理医生、老神仙…… 也没什么诀窍，就是长得比较像领导或知识分子，加上以前有演戏的功底，我基本没挨过导演的骂。但要让我演农民就不行了，有次我演了看车的老大爷，导演说像是领导微服私访假扮的。有时还在小电影里演男主角，拍了不下 80 部剧，拍得密集，飞外地，北边去过海拉尔，南边去过云南。

我在戏里演医生。

跟一线演员对戏，我一点都不怵。你是专业，演得好是应该的，我是业余的，就这儿水平，成，咱就拍，不成你就换人。人都是平等的，换个角度想，您在演艺界是大咖，我在金融界也算得上有点地位，我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不用自卑。

我跟张国立老师对戏。

拍戏这些年，我没忘过词，没迟到过，也不给人添麻烦，能自己坐地铁回来绝不麻烦剧组的车。也许我在这方面有点天赋，基本能一条过。有次我临时接到电话，让我去怀柔救场，角色是个心理学家，那边有个演员不行，整个剧组都停下了。

我在路上拿着台词，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背着满是专业术语的词，到现场后，男一号坐在凳子上不理我，导演也不大高兴。我把台词已经背下来了，对了一遍戏，慢慢地男一号坐起来了，导演似乎也高兴了，那天的拍到晚上十点多，临走前还特地嘱咐我最近别接其他戏，可能要随时过来。

我在片场坐着。

拍戏就是玩，报酬少的三百一天，多的两三千，不是钱的事儿。有时拍晚了，回来没地铁，还得自己掏钱打车回来。演戏前，我不知道北京这么大，我在这个城市生活六十多年了，还有那么多地方我没去过。怀柔影视城、房山影视城。有时赶早拍戏，凌晨 4 点就起来，走在小区里，孤零零的路灯闪着光，我走在小路上，对空旷安静的小区感到陌生。

老伴刚开始还怀疑呢，你还想当演员，想什么呢。她担心我拍戏时出点什么事，起早贪黑的，饭菜又不好，还跟年轻人一样挤地铁，怕我身体吃不消。

我以前不会坐地铁，票塞进去，从另一个缝就出来了，太奇怪了。拍戏以后，坐地铁是常态，我见过最早一班空无一人的地铁，像梦里的场景，列车缓缓驶来，像幽灵列车。挤过早高峰，连挤三次都没上去。趁着夜色坐上最后一班，车上都是疲倦的人，闭着眼不说话。遇到最多的是代驾，拎着小电动车，带上头盔，接喝醉的客人回家。我才知道，北京的夜晚，还有那么多喝醉的、出来赚钱的人，很多人即使在夜里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

我也体验了一把剧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等，我拿张报纸垫在地上就坐。包里装着充电宝和零嘴。盒饭非常难吃，我以前做行长时，出差最差的待遇也是四菜一汤，也住过县城的宾馆。在剧组就是白菜土豆，有次在山里拍戏，住了间又脏又破的宾馆，木板搭的床，坐上去嘎吱响，被子和毛巾都发黑了。

这是我吃过的比较好的盒饭，当时把面包车后边踏板当餐桌，吃到一半，汽车开走了。

剧组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出门带着四五个助理的人，动不动就骂骂咧咧的，好人坏人、文明的、水平高的都有。

我亲身经历过这种 “等级森严” 的规则。那是年冬天，天冷，我们几个演员在帐篷里休息，来了个年轻的工作人员，觉得我们占了主演的空间。进来就说这都谁啊，什么人呐这都是，快快快，出去。又有一次，我拍另一部戏，这回我是个角色，他没认出我来，脸色毕恭毕敬的，您坐这儿，快，倒水。等会儿盒饭来了给您端过来。我还是我，他还是他，角色不同，待遇差别太大了。

但我就这一点好，心态好，能适应。刚开始碰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我吆五喝六，被吼了五六次，一两个月之后我就想通了。甭管你原来是干嘛的，现在来做群演了，跟旁边蹲着的人一样，让你站着你就站着，等着就等着，我得把以前的身份忘掉。有时想想，这些年轻人也不容易，剧组乱哄哄的，他们管理这么多人，吼两嗓子也正常，一切都是为了拍摄进度。后来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无所谓了，照做就是。

群演群体复杂，我遇到过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天南海北，听他们讲故事，同样丰富了我的人生。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像我这样退休了来玩的，剩下的是正经来赚钱的。我认识一个老哥，形象特别好，白胡子，从外地跑过拍戏。他儿子买房，自己的退休金又不够，就来拍戏给帮儿子还月供。他每天都在拍，一个月能拍三十多部片，很辛苦。

剧组里休息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