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员工难逃黑房东

每逢 “金三银四” 招聘旺季和六七月毕业季，获得互联网大厂岗位的求职者，无疑是求职者中最志得意满的一批人。

大厂周边的租房需求也会随之被拉动。初来乍到的大厂员工，早已被利欲熏心的黑中介和二房东们盯上，他们发布隐藏祸患的房源，如同布下一个个张开的兽夹，只等涉世未深的租客落入陷阱。

“不搬走我就上你屋开锁，不信治不了你们了。” 晚上九点多，下班回到出租屋，小米公司员工陈佳倩在微信上收到二房东的消息。狠戾的威胁，让她感到浑身发麻。

她只好尽快在房间里安装了一台摄像头，以防二房东趁她外出闯入房间，她也能收到摄像头关联软件发出的提醒。

白天上班时，每当摄像头关联的 APP 发出提醒，陈佳倩心里都会 “咯噔” 一下。不过每次打开一看，都发现是窗外晃动的光影触发了摄像头提醒。

中国当下最具盛名的互联网公司，人们习惯称之为 “互联网大厂”。对于大厂员工来说，住所是工作和生活的根基。

每到 “金三银四” 招聘高峰和六七月份毕业季，大量就业人员涌入互联网大厂。公司周边的房源，成了附近白领初到大厂落脚的第一站。只不过，要小心甄别房源和出租者，因为签约之后，二房东真正的嘴脸才会渐渐显露。

2022 年 6 月份，陈佳倩在建材城西路 85 号院租下一间次卧，月租 2350 元，押一付三。此外，她还按要求一次性缴纳了一年的服务费，每天两元钱。小区距离小米产业园 1.8 公里，骑行十几分钟即可到达。

图 | 陈佳倩曾租住的建材城西路 85 号院

中介让陈佳倩先在合同上签字，声称过后再拿给房东签。可直到搬走，她也没等到那份带有甲方签字的合同。转账时她才发觉，收款的是一个名叫 “田彬华” 的个人账户。

上网搜索这个名字，你会发现它劣迹斑斑。在一些互联网大厂的内部租房群和知乎平台，“田彬华” 这个名字常以 “强退”“乱扣房租押金”“态度极其凶狠” 等原因被提及。2018 年 5 月份，他曾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遭到起诉，最终，法院判决其返还租户剩余房租、押金和卫生费共计 9458 元。

陈佳倩见过田彬华，对方三十岁出头，身高一米七左右，是个瘦瘦的黑龙江人。陈佳倩问他什么问题，田彬华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话声音很大，像个小混混。” 陈佳倩回忆。

租房四个月后，室友告诉她，房东突然造访了他们的合租房，说田彬华已经很久没给他交房租了，又偷着打了隔断，他准备收回房子。

按照合同，租户需要提前一个月交下个季度房租。陈佳倩不敢继续交下一季度的房租，她担心一旦交了钱，房东再把房子收回去，损失就大了。她试图找二房东退还剩余房租和押金，对方直接骂道：“不住就滚，钱退不了，自己看合同去。”

回去仔细查看合同，陈佳倩才发现上面有一条写着：“如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双方均不承担责任。” 按照他的逻辑，他不给房东交房租，导致房东收回房产，属于不可抗力因素。

在西二旗，田彬华拥有太多租客。供职于海康威视的李彤，也从田彬华手中租下了一个房间。

那是套合租房，为了增加租房收入，原本客厅的位置砌出了一堵墙，把客厅空成一间房间出租。李彤说，田彬华经常以客厅隔断房还没租出为由，擅自拿钥匙进入她合租的房屋，去卫生间洗摩托车垫，弄得满地都是泥水。

有天晚上李彤下班回家，看见洗衣机里还放着田彬华的衣物，人却不在。后来，合租房的客厅和杂物间，还被田彬华用来存放他从其它合租房房源里腾出来的家具和杂物。

室友们忍不住在群里提醒田彬华，不要占用租户的资源，对方回复道：“我想来就来，你们管得着吗？”

一位字节员工透露，另一边，田彬华却在其他租户群里要求，所有人必须把公共区域和厨房的东西全搬进自己屋里，否则全部扔掉。见没人回复，他便挨个 @租户：“你瞎？”“你也瞎？”

这些二房东之所以敢如此豪横，正是因为他们手里攥着租户的押金。按照他们订立的合同，如果租户受不了提前退租，视为违约，要赔付两个月的房租。多数租户只能忍气吞声，“大厂员工薪资高也是要攒钱应对 35 岁危机啊。” 一位大厂员工说。

即便二房东们的劣迹不停被曝光在网上，互联网大公司巨大的人流吞吐依旧能给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在互联网大公司盘踞的西二旗大厂圈，流传着一份 “租房避坑指南”，上面详细记载了周边黑中介和二房东犯下的种种劣迹和使用过的灰色招数。比如，让同伙冒充租客，刺激看房人尽快签约；收取卫生费、维修费，却不提供任何相应的服务；语言威胁，强制租户搬离，不返还剩余房租和押金。

这份 “指南” 由一名小米员工 2022 年发起，意在提醒后来人别再陷入租房泥潭。时至今日，被挂出的公司、中介和二房东，已有 28 个。

一位小米员工说，自己身边就有不下二十个同事被坑过。似乎是一个悖论，没踩过坑的人，往往也不会在租房时提前避坑。

毕业未满一年的时候，徐玲得到了一份在滴滴公司就职的工作。2020 年 12 月份，她第一次来到北京，头一件事就有找房。

她要求不高，便宜一些就行，等工作稳定再换个条件好的。她在租房软件上找到一位中介，徐玲对中介感到满意：“看房过程没什么问题，态度非常好。”

实际上，这位中介是一个 “跑区间的”。这种挂靠在平台上的个人中介，跟房源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负责把客户带到租赁方面前，签约后赚取一定的中介费，之后的事，就和他们没关系了。

和徐玲签约的又是一个二房东。

房子在马连洼的菊园，一套两居室里打了两个隔断，共住了 6 个人。那时正值疫情期间，由于居住人数超过了物业规定，二房东拒不配合办理出入证。有那么一个月，徐玲每天只能在公司待到半夜 11 点以后才敢回家，因为那时候保安查得就不严了。

半年后合同到期，二房东以 “地黑了”“床松了”“窗帘脏了” 等理由，扣掉了徐玲 1700 元押金。徐玲当时想，这北京怎么还不如老家东北呢？

受害者既愤恨又疑惑，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黑中介、黑房东仍在活跃？

律师陈明曾帮朋友处理过房屋租赁纠纷。朋友遭遇的，还是因二房东不给房东交房租，房东要收房。二房东在要挟租客搬走的同时，企图吞下押金和剩余租金。

那位二房东是一名 30 岁的东北人，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身材肥胖。陈明到的时候，他一边把女租客堵在屋里，让她赶快搬走，一边指着陈明喊：“你没跟我签合同别逼逼。”

一周拉扯，报警三次，二房东终于在警察、当地房管站和住建委多方协调下，返还了租客剩余房租和押金。

陈明感到无奈。从职业的角度，他发现二房东的行为就算报警，顶多会按民事纠纷处理，由民警帮助调解。如果租客起诉，从提交材料、受理、开庭到执行，花费一年到两年时间，为了赔几千块钱的房租和押金，付出和结果不成正比，很多人为了正常工作、生活只能默默把苦吞下了事。陈明说：“他们就是看大厂员工不差这点钱，也没精力掰扯，赌你不起诉。”

另一方面，二房东们在合同上步步为营。这类二房东的合同上，从不会出现甲方身份证号这一栏，只有租客一方才有，目的就是隐藏身份信息，给起诉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