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重回郑州，但情况变了

近一个月，三条 “富士康” 相关的消息接连引爆舆论：

一则是 7 月下旬，台湾媒体中时新闻网称，由于在印度生产线制造的苹果手机良品率仅 50%，且测出大肠杆菌超标，富士康正将部分产能重新迁回中国，全力生产 iPhone 16。

与此同时，河南日报载，7 月 22 日，富士康与河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郑州打造新事业总部大楼。河南省长王凯直言，“希望富士康坚定投资河南信心”。两天后，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科技集团发出公告，称新事业总部项目一期投资达 10 亿。

然后是 8 月初，内地的社交媒体上，郑州富士康突击 “高薪招工”、“两周进场新员工至少 5 万人” 的消息开始刷屏。视频中，火红的招聘易拉宝立在富士康厂区门口，大字写着：“加入我们，梦想在这里起航。”

后疫情时代，富士康曾加速将产能撤离中国，转移至印度、东南亚等地，一度引发国人焦虑：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江湖地位，可能就此不保？

如今一连串 “回暖” 的信号，实在耐人寻味。网友惊叹，“富士康太牛了，一下子解决 5 万人就业。” 观望中的香港媒体也评论道，“富士康‘回归’中国内地。”

所以，富士康真的回来了吗？

01 随 iPone16 而来的火热招工季

上个月底，在已经严重磨损的手机屏上，许宝坤看到一条让他振奋的招工信息：富士康把产能从印度迁回中国，正在郑州大量招工。

他是 91 年生，初中学历，老家在河南驻马店农村。这条招工信息无疑给赋闲一个多月的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他当天就出发前往省会郑州，打算赶紧在郑州富士康超级工厂找点事做。

这个超级工厂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富士康在郑州三个厂区中 * 的一个（以下简称港区富士康），也是全球 * 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工厂距机场仅 6.3 公里，每天至少有 3 趟航班为它运来高端零部件，也有五六趟航班将其产品出口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这里占地 560 万平方米，相当于 784 个足球场，沿着宽阔笔直的雍州路两侧，分成从 A 到 K 的多个子厂区。

G 南区旁就是港区富士康的招募中心。8 月 12 日早晨，距 8 点正式开门还有十几分钟，等着面试的新工人已零散排出十几米，有人拉着行李箱，也有人在马路牙子上或蹲或坐。电子喇叭反复播报着一个男低音的防骗通知：“未穿蓝色马甲的不是工作人员，不要理会，避免被骗、丢失财物或无法入职。”

距招募中心稍远的路边，站着三三两两的小中介。一旦出现新面孔，中介们就涌过去追问 “进厂吗”，试图努力把对方拉进自己的招工咨询群。群里的富士康招工广告写着，招工的年龄区间从 18 到 48 岁，“不查学籍，不查流水，今天返费 8000，小时工 26，免费被子 3 件套 + 50 元车补”。

“现在每天一千多人面试肯定是有的。” 一个中介向凤凰网表示。

这个 8 月，富士康大门敞开，工人哗哗涌入 —— 每年 7-9 月是这里的招工旺季，招的主要是临时工，又细分为小时工和派遣工。“富士康的临时工收入比正式工高。” 另一个中介表示。

其中，小时工按照工作时长计价，进厂后先和富士康正式工同工同酬，差价会在每月 28 日发放；派遣工也先和正式工同工同酬，但在工作一定期限，比如 3 个月后，可以领取一笔额外的奖金，即 “返费”。

在港区富士康附近的招工中介报了名，经过简单的面试、培训，许宝坤丝滑入职港区富士康，成为一名临时工。他被分去了流水线组装 iPhone 16，这是苹果公司计划在 2024 年 9 月 10 日全球发布的新品。

紧锣密鼓的苹果筹备季里，富士康成了一个巨大的就业蓄水池，那些颠沛流离的低学历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大龄” 的职场失意人，通通都被收留。

得知富士康派遣工的返费涨到 8000 元后，22 岁的谢俊也从郑州家中来到了港区富士康。

他是 2024 应届本科毕业生，学的是土木工程。房地产行业曾贡献了中国近 25% 的 GDP，被称为 “中国 * 的就业蓄水池”，但如今，在被外界调侃为 “烂尾楼之都” 的郑州，谢俊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富士康成为他短期过渡的 *。富士康的员工级别分员级和师级，他被定级员一，富士康 * 的普工级别，和初中学历的许宝坤一样，底薪 2100 元。

从 2024 年这个季度看来，就业指标是蓬勃向上的，比如招聘人数的增加、临时工工资的上涨、面试通过率的提高。金可诚是郑州一家大型人力资源公司的负责人，多年来一直为富士康招工。他表示，今年 5 月到 8 月，富士康派遣工的返费从 4500 元一路涨到了最高 8000 元，小时工的价格也从 22 元每小时涨到了最高 26 元，现在进富士康工作 3 个半月，可以拿到将近 2 万元，“这在郑州属于比较高的收入”。

招工旺季的巨大涟漪，迅速扩散到了毗邻港区富士康的沃金商业广场周边：一位 60 岁的电三轮司机对凤凰网表示，以前一天拉不到 100 块，现在一天能拉 200 多；一家服装店的店长也说，营业额在半个月内上涨了 50%。

“人回来了，生意就回来了。” 服装店里，这位 40 多岁的个体户女老板扬起眉毛说。

02 当中国工人谈起 “印度制造”

说 “回来”，是相对 “离开” 而言的。

前两年，“富士康重仓越南印度”“富士康加速撤离中国大陆” 的新闻传遍了财经媒体 —— 对郑州经济而言，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消息，毕竟富士康在 2018 年曾以一己之力占去郑州超过 80% 的出口额 —— 接着，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2024 年一季度，河南手机出口量断崖式暴跌 61%，导致一季度河南出口额大跌 23%。

在因富士康而兴的郑州港区，人们密切关注着和中国制造相关的国际大事，哪怕一个车间工人也会在茶余饭后不时谈起 “印度制造”，以及自己在某种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印度工人。

“印度劳动力比中国更廉价。” 严枫华是一位在郑州富士康工作了 12 年的老员工，在她看来，富士康在人口更多、更年轻且人力成本更低的印度建厂，不啻为一个理性选择 —— 去年，印度超越中国，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全社会平均年龄只有 29 岁，而中国是 39 岁。另外，印度工人的工资不到中国工人的三分之一。

苹果的全球战略部署证实了工人们的推论。iPhone 是苹果 * 钱的产品，2023 年底，印度生产的 iPhone 占到了 14%，如果不出意外，几年后这个数字会达到 25%—— 而在 2022 年之前，超过 96% 的全球 iPhone 都是在中国大陆组装的。

谈及印度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时，郑州富士康的工人多数抱有善意的理解。“中国也曾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严枫华说。“东南亚要发展，印度也要发展，就像中国改革开放时吸引外资一样，你不可能阻止人家。” 在富士康工作了 14 年的李林说。

但意外终究发生了：在素有 “外资坟场” 之称的印度，富士康的发展一路坎坷。2024 年 7 月 23，一则来自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消息称，“印度厂 iPhone 代工的良率（仅 5 成左右）” 且 “卫生管理（大肠杆菌超标）仍存在问题”。尽管这则消息并无确证，另一些现实却确凿无疑：

2023 年 7 月，富士康母公司鸿海对外宣布，退出与印度金属石油集团韦丹塔合作的 195 亿美元芯片制造计划。当时路透社、彭博社等报道，原因与该工厂建设缓慢、补贴迟迟不发放等有关。在 2024 年的夏季高温中，富士康的印度工厂还被政府要求减少 30% 的用电量，断电成了家常便饭。诸多 “不测”，让印度富士康的产能远不抵预期。

富士康在印度建厂后，严枫华的一些同事曾被派去支援。回到中国后，他们的感慨之一是，用同样的机器，在中国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印度生产不出来，“我们对品质的管控标准，他们理解不了”。感慨之二是，在印度，富士康的政策很难执行下去，哪怕这些政策合法 —— 一度，印度卡纳塔克邦为了配合富士康的生产，将政策改为允许 12 小时倒班、女性上夜班，但愤怒的工人们烧毁了法案副本，当地装配线工人帕德米尼告诉媒体他无法容忍高强度的生产线：“我必须活着才能工作。”

比起印度，中国富士康堪称效率的 *。严枫华记得，一次，郑州富士康要向员工宣导品质政策，决定大约在当晚 8 点出台，到第二天，这项品质新政的打印版本已经贴满了车间，并在每个厂房门口的电视屏和 LED 屏上滚动播放，早晨 8 点开会前，员工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张，由厂长带领大家现场背诵：

“全面品管，贯彻制度，以提供客户需求的品质。全员参与，及时处理，以达成零缺点的目标。不接收不良品，不制造不良品，不流出不良品。” 时至今日，这段 “箴言” 仍不时浮现在严枫华脑海里。

但对富士康来说，将低端产能向印度等地转移，或许已是长期趋势。近日，财富中文网分析指出，此次富士康产能回迁是为了保障 iPhone 16 系列的平稳出货，这充分肯定了中国代工厂的能力和价值，另一方面，这也是给印度方面更多的时间做准备，以便在将来承接更多的产能。

8 月 17 日，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宣布，2025 年将加大对印度的投资。

许宝坤没有关注这些经济新闻，他更关注的是印度的国民性。通过那台 799 块买来的小米手机，他刷到过包括种姓制度在内的科普知识，他得出结论：“印度人比较慵懒，会享受，不会为了钱太拼命，不太好管理。”

“中国人对名利看得更重，用这个就可以管理好。” 他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03 * 的地方：“富士康从不拖欠工资”

挣钱一直是许宝坤生活重大的母题。18 岁那年，他离开驻马店老家去北漂谋生，因为他被《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打动，想成为下一个王宝强，“他长相也普通，家境和我一样，对不？”

在后奥运时代蒸蒸日上的北京，许宝坤努力挣钱：他在八一影视基地做过群演，演一个国民党反派，日薪 90 元；他去工地打过杂，也通宵装卸过快递；打过最久的一份工是当小区保安，月薪 4000 元，不累，但那份工作时常让他自卑 —— 开好车的业主有时会凶他，“他们看不起我们，脾气很大”。

而在富士康，按照招工时 25 元一小时的承诺，即便不加班，每天只工作 8 小时，许宝坤也能拿到 200 元的日薪。一进厂，他的工牌里就被充上了 400 元饭费，这是富士康提前预支给工人的，发工资时再扣，“对没钱的人很方便”。宿舍是 6 人间，150 元一个月，水电免费，“很干净”，还有两个厕所，远胜日结房和桥洞。如果表现良好，他还有机会转成正式工，领到五险一金 —— 他以前的工作从未有过五险一金。

许宝坤感到自己被赋予了尊严。“你感觉自己就是个正常的工人，没有那种痛苦、自卑的感觉。你是来挣钱的，我也是来挣钱的，大家都是平等的。”

当被问及富士康 * 的地方，几乎所有工人 * 时间都下意识脱口而出 ——“富士康从不拖欠工资。” 每个月的 7 号，富士康一定会准时发工资。“不管行情好不好，富士康不拖欠，不克扣。哪怕你只上一天班，也能拿到这一天的钱。” 严枫华说。

在这里，如果正式工被裁员，会有 N+1 赔偿 —— 这在劳工阶层并不多见，前富士康员工王雄飞的两个朋友最近被一家私人门窗厂开除，没有领到一分钱赔偿。进厂初期，他经历过一次 2 小时的停电。那 2 小时，富士康也算进了工作时间。

况且，对都是河南人的他们来说，这还是一份在家门口的工作，再不用背井离乡北上南下打工了。

尽管 2010 年从深圳内迁到郑州、成都等地主要是出于降低人力成本的考量，但无意之间，富士康引领了中国制造业的一大风潮：离土不离乡。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和走出去一样的工作 —— 待遇一样，环境一样 —— 这点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对有孩子的人。” 一直参与富士康招工的金可诚说。

当时郑州富士康已经能辐射到开封、许昌、焦作、新乡、洛阳等地，吸引全河南的劳动力。河南的一些县甚至开通了定制车，从县城直接开到港区富士康，天天发车。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2011 年，河南省内务工人数首次超过了省外。

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不少河南打工人因此返乡，进入富士康。他们往往来自农村，家境不佳，学历不高，“一般就是初高中”。

李林在 2010 年加入郑州富士康，并被送到深圳富士康短暂培训。那一年，深圳富士康以 “十几连跳” 扬名世界，还因此背上 “血汗工厂” 之名，但对了解过煤矿工作的李林而言，这已经是自己当时 * 的选择，“富士康的收入比不上煤矿，但没那么辛苦和危险，工作环境也更好”。

“富士康是很好的厂，就算跑到广东、江苏，这样的厂也是数一数二的。” 许宝坤感慨。

十年间，在港区富士康周边，一个庞大的 “富士康城” 逐渐成型。村民在拆迁后搬进了高层安置房，酒店、酒吧一条街、大型超市、KTV 和服装、餐饮店逐一出现。

金可诚表示，制造业用工人数和周边服务业人数比一般是 1:1.2。也就是说，1 个富士康的工人，会吸引来 1.2 个人为他提供衣食住行服务。这相当于最高峰时，郑州富士康养活了 70 多万人。

对河南人来说，这是托底的安全网、最起码的念想 —— 再不济，还可以去富士康。

04 坏消息：“机器多了，人少了”

作为郑州富士康的 * 批员工，王雄飞和李林一路见证了公司这些年的起落兴衰。

“河南是人口大省，当时制造业不发达，就业条件很差。” 他们记得，2011 年 3 月港区富士康正式投产时，周边很荒凉，厂房周围的田野里后来还在种玉米、小麦和花生。这里位于郑州市所辖中牟县，土质是沙土地，风一刮，身上都是土。当时一些厂区还没有食堂，周边摊贩甚至可以进去卖小吃。

也是在 2011 年，他们开始生产苹果的 iPhone 4S，做的是焊接工作。iPhone 4S 很快成为苹果的经典和爆款机型之一。到 2014 年左右，港区富士康的员工数达到了 30 多万。进富士康前，王雄飞在郑州的一个食品厂短暂待过，一天工作 12 个小时，到手 1000 元左右，但富士康让他的工资瞬间涨到 3000 多元。“富士康来了，周围的工厂工资都涨了。” 他说。

但这几年，老员工李林发现自己的收入并没有随着 GDP 和物价同步上涨。2017 年，他的底薪是 2100 元。2024 年，他底薪是 2400 元。他给凤凰网展示自己手机上的纳税记录。作为一个郑州富士康 14 年的正式工，今年上半年，他的月平均工资为 4500 多元。

最高的一个月是 3 月，近 7000 元，其中包括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年终奖。* 的一个月是 2 月，因为无班可加，只拿到 2400 元底薪。

2023 年也是如此。这年春节后直到 5 月，郑州富士康的业务惨淡，员工想加班几乎都没有机会，很多正式工每月只能拿 2000 多元的底薪。尽管每天围着 iPhone 系列转，直到现在，李林还没有用过一部苹果手机。

“今年不比去年强多少。” 他表示，5 月前，自己单月加班时长只有 3-4 个小时，到了临近旺季的 6 月，加班才多了一些。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李林发现，富士康的工人越来越少了。iPhone 的尺寸、色差监测和螺丝装拆等工序，以前靠人工，现在靠机器。“前端只需要几个人放物料，传动带把它们送到机台，机械臂抓取后自动加工。”

“这几年机器多了，人少了。” 严枫华也说。

疫情，是郑州富士康的一个转折点。尽管此前苹果已经在将生产线转往印度、越南等地，但疫情之后，因为地缘政治压力、争夺新兴市场等因素，苹果加速了产业链的转移。很多富士康的工人就此离开。他们去往附近的其他电子厂，去送外卖，做装修，或者再次去往南方打工。

当富士康随苹果加大在印度和东南亚的布局后，国内网上出现了各种极端论调：“河南不缺一个富士康”“富士康走了就走了”“富士康滚出中国”……

每次看到这样的言论，王雄飞都很气愤 ——“他们不知道富士康给河南带来了多少东西。”

如今，港区富士康的工人已经从 30 多万降到了 10 来万。尽管 2024 年 8 月难得迎来了一个用工高潮，但金可诚知道，这样的盛况只会持续 3 个月，仅如昙花一现。过去那种招工忙到晚上 12 点、人们为了进富士康当工人给中介塞钱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对于此前富士康 “两周进了至少 5 万人” 的报道，金可诚表示，“是计划招 5 万人，但目前还没招满”。他的观察是，和前两年相比，富士康今年的招人指标在下降，他的公司 “利润比前几年还少”。

即使目前富士康大门敞开，招的也大都是临时工。他们与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签署合同，属于第三方派遣，干完旺季就走。这有利于富士康在短时间内（尤其是突击 iPhone 新品发布的时刻）迅速扩张产能。但生产旺季一过，临时工们就会像候鸟一样离开。

05 代工巨人正在滑落

2012 年苹果还一骑绝尘时，中国青年报指出，如果要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苹果是美国的代表，富士康就是中国的代表。

作为劳动力密集、利润微薄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的危机其实早已浮现。

毛利润率整体在降。根据鸿海 8 月 14 日公布的 2024 第二季度财报，其毛利率为 6.42%。而在 15 年前，其季度毛利率最高曾超过 10%。

在中国市场，富士康最重要的客户苹果也大不如前。2024 年 * 季度，在全球智能手机销量榜上，三星排 *，苹果排第二，排名对换。彭博社引述一位专业人士分析称，排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 “中国市场竞争加剧”。

* 次看到 iPhone 4S 时，王雄飞曾倍感惊艳。那时他用的是一部 1000 多元的国产安卓手机，反应迟钝，时常卡顿。而 iPhone 4S 的屏幕非常灵敏，“点哪个就是哪个”，一点不卡顿。

但现在，国产手机的性能已经跟上来了。2024 年第二季度，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掉到了第六，排在 vivo、OPPO、荣耀、华为和小米之后，四年来 * 次跌出前五。

富士康也有了新的代工竞争者，比如比亚迪和立讯精密。如今，它们都加入了 iPhone 16 供应链。

长期以来，大幅减员增效、临时工取代正式工、无人化，都成为富士康控制成本的发力方向，势不可挡。

这引来了人们的忧心忡忡。“河南有 9000 多万人口，无人化以后，这些人怎么找工作，特别是学历不高的？” 王雄飞问。

如今，“富士康城” 也盛况不复了。正值招工旺季，多家店铺却已歇业，门口贴着 “旺铺转让”，剩下的店铺也在下调租金。一家女装店负责人向凤凰网表示，这里曾经请了七八个员工，现在只请了一个。另一家女装店最贵的商品从 139 元降到了 69 元，店员称，“临时工干几个月就走，不舍得消费”。2016 年 iPhone 7 Plus 刚上市时，一个生意兴隆的服装店老板花 6000 多元买过一部，现在生意不好做，她用的是一部 2000 元的 vivo。

张庄距港区富士康 5 公里，是附近 * 的城中村，也是很多富士康工人的廉价租房宝地。如今这里正在拆迁，一位有 100 多套房的村民和政府没谈拢。进村的路因拆迁被挖得乱七八糟，加上工人锐减，他的房间出租率从当年的 100% 降到如今的不到 30%。

他发现，张庄开始拆迁后，一些富士康的工人就离职了 —— 没了城中村，他们的生活成本直线上涨。

这位村民说，张庄办事处之前组织他们开拆迁动员会，提到 “你们房租也收够了”。

他心想：“那是时代给我们的红利。”

06 再造一个 “新富士康”

对刚进港区富士康三天的打工人许宝坤来说，公司的战略转型还过于遥远。眼下，他感觉自己已经被机器人打败了。

他说自己记性不好，做 iPhone 16 模具整合的流程，怎么也学不会。他又被安排去捡机器人焊接后的手机，因为手速不够快，一直堆积。身边的同事不停帮忙，这让他心理压力巨大，权衡再三，他选择了主动离职。

在 “富士康城” 一个商场的长凳上睡了几晚，他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刚从驻马店老家来郑州的他，现在又得回老家了。但家里的地早就包给了别人，他回去也无地可种。

带着全新的被褥脸盆，坐在 “富士康城” 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一角台阶，他几次打开一盒已拆封的红旗渠香烟，却始终没有点燃一根。33 岁，初中学历，身无长技，他不知道应该去往何方。

感觉到危机的富士康，也正在努力寻找新方向。2023 年，富士康新事业总部在郑州揭牌。当时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表示，要在河南省再造一个 “新的富士康”，专注于加速电动车整车、储能电池、数字健康和机器人产业落地。

2024 年 8 月中旬，凤凰网实地探访了未来的富士康新事业总部所在地。这里距港区富士康 42 公里，和郑州市郑东新区中原科技城创新孵化基地大楼仅一条马路之隔，目前还是被围挡拦起来的一片空地，上面覆盖着绿色防护网，停着一台挖掘机、一台推土机。

旁边一个小卖部的老板表示，富士康和河南省政府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是在 7 月 22 日签署，四天后，这片土地开始平整，“没几天就平好了”。

在旁边的中原科技城创新孵化基地，一栋大楼上写有 “富士康新事业总部” 字样。大楼的其中两层，就是富士康新事业总部的临时办公地。其中一层正对门的办公室门口写着 “EV（电动车）制造发展中心”。

李林说，富士康一直想造新能源车，过去也有一些动作，但这次，“看来是动真格的了”。也有同事犯嘀咕：这个领域已经是一片红海，现在入局会不会太迟？有人听说比亚迪也在招工，而且工资更高，开始四处打探机会 —— 他们想去更能挣钱的地方。

无论如何，李林选择在富士康留下来。

十多年里，iPhone 从 4 出到了 16，李林感觉自己的生活毫无变化。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缺乏社交，人变得麻木。他已经习惯了钟摆一般的生活，离不开了。

而有些时刻，王雄飞也在想象 “回归” 富士康。在富士康工作四年多后，他选择了离开，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后来他做过很多工作，比如手机分期、游戏搬砖，还有一次，他失业了好几个月，直到在郑州开起了网约车 —— 探索世界的结果是，他慢慢意识到，很多工作 “比在富士康上班还累”。

“我想进富士康。” 王雄飞的另一位网约车同行也这样告诉凤凰网。这位司机曾任职于一家知名电商零售企业的物流部门，2022 年，35 岁的他在被裁和转岗中选择了被裁。他想进几家有物流业务的互联网大厂，但 HR 的回复如出一辙：“超过 35 岁不要。”

当上网约车司机后，他每天早晨 6 点半出车，工作超过 12 小时，自己交社保，不安全感时刻萦绕。他也发现，这份工作并不自由 ——“几点出车，几点收车，赚多少钱，都被平台的大数据控制得很死，每天基本不会有浮动。”

于是，曾被诟病 “沉闷”“不自由” 的富士康有了某种强烈的吸引力：它稳定，招工年龄上限宽容到了 48 岁，正式工有五险一金，离职还能拿 N+1。

他们开始惦念和向往富士康，仿佛那在机器运作声中高速运转的流水线，奏出了打工史上一曲美妙的乐章。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