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篮球是否应该重走老路？

世预赛亚洲区 18 强赛首战，日本男足灌了中国男足 7:0，球迷失语之余恍然大悟：原来央视没买转播权是未卜先知。

众所周知，国足每次惨败都会贡献新段子，这次也不例外。如 “日本 23 个留洋，国足 23 号刘洋”；如范志毅外滩直播时 记分牌最大 6 分，但场上输了 7 个，被气到想跳黄浦江；如日本黑人门将铃木彩艳差点感冒，网友暖心嘱咐： “彩艳啊，长点心吧，以后跟中国队踢多穿外套！”

而在段子之外，日本足球早已脱亚入欧，首发总身价 1.95 亿欧元，30 倍于国足首发的 615 万。进球的远藤航、南野拓实等人，则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球队。

反观国足这边，上海海港前锋武磊中超进了 28 个球，但本场连球都碰不到。防线有 3 人来自本赛季丢球最少的上海申花，但在日本旅欧球员蝴蝶穿花的配合面前，战术素养却近乎石化。

日本足球与中国足球今日的差距，既是融入世界的胜利，也是原地踏步的失败。作为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职业化最发达、体系最复杂的运动，足球规律始终有其客观性，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也无法通过金元短期填补。

同样为 “土法炼钢” 付出代价的，还有愈发男足化的中国男篮，不仅连续两届无缘奥运会，还频频在东南亚球队面前充当送分童子。用篮协主席姚明的话说：我们正在经历和世界 “脱轨” 的阵痛，这不是换个教练就能解决的。

范志毅吐槽名场面

群众和大佬都不满意，纷纷带来五花八门的建议：比如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就认为，让新能源车企各组一个车队，5 到 10 年就有望赢下日本。而在这一言论之外，类似方案也屡见不鲜，如派特种兵上、派死刑犯上、派女足上、派璃月队上、派国奥国青上、派贵州村超上、派清华校队上……

比上述论调更流行的，则是网民们针对大球的颓势，量身定制的 “走老路” 方案：足球在体工队时期还能赢日本，篮球在九十年代就是世界前八，正是完全推向市场腐蚀了体育健儿的拼搏和斗志 —— 仿佛只有重回举国体制、推行 “三从一大”，才能扭转 “足篮打水一场空” 的不利局面。

但重走老路，真的就会好吗？

01. 走不通的老路

总想回到过去，是因为不了解历史。

好比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人觉得公社食堂好、大锅饭香、供销社物美价廉、凭票供应童叟无欺。受这股风气的驱使，社会各个层面的 “终极解决方案” 可谓层出不穷 —— 大球成绩差，就说回到体育工作队；娱乐圈乱，就说回归国营制片厂；资本剥削严重，就说还是考编上岸稳当。

然而和上述一套的时代特征，包括但不限于粮票、布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出差住宿得由单位开证明、介绍信；结婚、离婚得先组织同意、上级盖章；住房只能单位分配，要么会送礼要么会哭闹。包括高考选拔未恢复、不同户籍不流动在内，和走老路都是配套的，历史的齿轮一经转动，从不给予个体双标的权利。

电 影《你好，李焕英》里的凭票供应

上述认知之所以在有客观标准的体育领域造成影响，是因为逻辑如果没学好，很容易错把事实等同于真相。

一个经常被拿来误导人的事实是：男篮在打进世界前八的 1996、2004 和 2008 年，仰仗的姚明、王治郅、刘玉栋、巩晓彬等人，并不是市场化培养的，而是来自体制选拔。男篮史上最强后卫胡卫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专业队得分手，不仅在外战中吊打阿根廷和巴西，而且曾在科比头上拿下 30 分。

同样的思路套进足球，便是从民国球王李惠堂算起，中国足球曾在八十年的时间里领先日本，只是输在了近三十年。这种 “长期” 视角的确可以激励士气，却更容易加深某种思想钢印：既然专业队选材拿来即用，职业化只会输送虾兵蟹将，那当然要坚定不移地走回头路。

因为在部分网友的概念中，足球、篮球就是一群人关起门来苦练投篮、射门、盘带等各项基本功。为什么输球？因为练得不苦，没有老一辈运动员为国争光的精神。为什么练得不苦？因为挣钱太多，惯成了养尊处优、不劳而获的网红。

为今之计，只有提供一穷二白的待遇，才能激励公子哥们提高水平 [1]。

这套流量逻辑的潜台词即是：竞技体育并不需要大众参与、市场繁荣，只需要极少数有天赋的专业运动员刻苦训练，把技术、体能和对抗练到极致。而商业化不仅无助于培养球场上的猛士，还会滋生腐化堕落与利益输送，从足球职业改革的失败就可见一斑。

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举国体制如果在大球领域真有效，男足当初就不会被推向市场。

中国足球专业化的联赛成立于 1989 年，1993 年红山口会议之后决定推行以俱乐部为参赛主体的职业联赛。在 1994 年甲 A 元年之前，中国足球的人才选拔机制，沿袭的是体校 - 体工队 - 国家队的模式，和那些奥运夺金的项目并无区别。而国家体委（体育总局前身）撤编男足体工队，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国足 在 1985 年的世预赛中输给中国香港队

其一，外战发挥不稳，经常阴沟翻船。

1985 年，墨西哥世界杯预选赛，刚刚获得亚洲杯亚军的国足在首都工人体育场 1：2 爆冷输给中国香港队，引发了群情激愤的 “5・19 事件”；

1989 年，意大利世界杯预选赛，国足在对阵阿联酋和卡塔尔的比赛中两次在最后时刻被反超，“黑色三分钟” 由此得名；

1990 年，北京亚运会，国庆节当天，国足亚运队在 1/4 决赛 0：1 负于泰国队，主帅高丰文引咎辞职；

1993 年，美国世界杯预选赛，国足在约旦伊尔比德以 0：1 的比分输给连主场都没有的西亚弱旅也门队，洋帅施拉普纳黯然失色。

类似国足大年初一输越南的 “事故”，职业化之前其实更多，正因为屡在鱼腩身上丢分，管理者迫不得已才试点职业联赛。

而在开启职业化的七年之后，经历了更系统比赛、更激烈对抗乃至留洋球员加持的中国队也终于以 6 胜 1 平 1 负的战绩如愿叩开了韩日世界杯的大门。只盯着范志毅、孙继海们是体工队挖掘的，而不看他们后来经历了什么，自然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其二，集体项目投入产出比低，很不划算。

很多人对 “举国体制” 搞体育有滤镜，以为是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地拿名次夺金牌，实际上真正的专业队很看重 KPI。国家每年给体委拨款，要求最大化这笔资金的利用率。体委（总局）是懂田忌赛马的，因此不可能把钱平均分配给下辖的 99 个运动，而是要把资源集中到最有可能出成绩的优势项目 [2]。

由于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光玩得好还不行，还得尽可能地省，这就是为什么举重、乒乓球、跳水等单人项目可以长盛不衰，因为投资回报率高。反之，对那些高投入、低产出的项目，就必须做到及时止损。足球职业化之前，体委每年两个多亿的经费分给足协的，其实也就一两百万 [3]。

不是上面不爱足球，而是集体项目并不适合 “举国体制”，足球更是不适中的不适：场上需要的运动员多，场下需要的陪练更多，省体工大队至少要养 20 多人，下面还有市队、青年队，开销最大，成绩最差。单人项目是一个人就有望拿一块奖牌，足球是一群人最多只能拿一块奖牌 —— 事实上根本拿不到。

压断男足体工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中国队金牌榜的失利，在舆论压力下，以 “小巧难女少” 为基本战略的《奥运争光计划》在 90 年代中期正式出炉，男子大球项目自此沦为鸡肋，屡战屡败的男子足球更是直接被甩给市场。

换句话说，不是足球放弃了举国体制，而是举国体制放弃了足球。

02. 醒不来的迷梦

体工队下大球很能打，其实是一个 “祖上阔过” 的幻觉。迷恋 80 年代横向对比的优势，是非常典型的刻舟求剑。

在集体项目上，中国体育能做到的是专业打业余，在人口相对优势下，也能做到专业打专业，但从长期来看，做不到专业打职业。

就像何小鹏提到的那样，国足在上世纪末对阵日本还有优势：一是 1987 年奥运会预选赛，国奥 2：0 击败日本，昂首挺进汉城奥运会；二是 1998 年戴拿斯杯（东亚杯前身），中国队凭借高中锋黎兵的头顶脚踢，同样以 2：0 的比分拿下对手。

魏 群 防守日本球员

足球当时能赢日本，是因为对手尚未职业化，选材面狭窄，水平有限。老球迷记忆里一定有诸如此类的镜头，当国足快马边路拿球，日本球员速度上会被完爆。包括对阵身材较矮的东南亚球队时，“中国头球队” 往往可以凭借简单的边路传中碾压对手。

但当邻国将一项运动彻底推向市场，从普及推广入手，扎根于社区学校，建立起产业文化之后，我们的落伍只是时间问题。

日本 J 联赛起步于 1965 年，最初和甲 A、中超一样属于半职业联赛，球队由企业赞助，而后在 1993 年改为职业联赛，取消了企业冠名。1994 年甲 A 联赛元年时，中国人均 GDP 是 473 美元，而日本是 39268 美元，相差 83 倍 [2]。

中文网络常把 J 联赛与甲 A 称为足球领域的 “明治维新” 与 “洋务运动”，这一类比的确传神，不过日本足球的市场化是在足球人口积累和市场培育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厚积薄发的结果，而中国足球在 1994 年则是被迫下海自谋生路；日本足球在 90 年代初就完成了职业转型，而中国足球则始终保有 “特色”。

认真将足球推向市场的三十多年后，日韩球员如今已在欧洲联赛遍地开花。苏超球队凯尔特人可以在欧冠排出 3 名日本首发，脱胎于日本校园足球的三笘薫，用其出色的盘带技术 “检阅” 着整条英超右边路。韩国足球留洋总数虽少于日本，却涌现了 “亚洲一哥” 孙兴慜这样的现象级巨星。

国足与日韩在近三十年的交手中败多胜少，并非球场上的偶然因素导致，其基本逻辑在于：集训的优势一旦被全民参与追上，结果就是不可逆的。对手在更大的基础上选材和淘汰，青训标准早与国际接轨。职业体育提供的是最严苛、最健全、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这不是行政指令与动员大会可以比拟的。

女足 2022 亚洲杯夺冠时刻

此节最典型的例子并非男子大球，而是经常被呼吁替男足出征的女足。在当前各大网络平台，抬女足贬男足很有流量市场，但它也反映了很多人对于 “铿锵玫瑰” 的印象，仍停留在上世纪 90 年代。

足球世界中的男女足，从发展阶段上看是两种不同的运动，世界上大多数的足球强国，长期以来对于女足的发展并不重视。而专业化加持的中国女足由于起步较早，过去属于 “亚洲第一、世界一流” 的传统强队，1999 年的世界杯决赛，中国女足黄金一代点球憾负于美国队，离夺冠只差一步。

但在过去五到十年间，随着欧洲各国投入资源扶持职业女足，原先在国际赛场缺乏竞争力的欧洲队开始后来居上。欧足联在五年计划中预计，2024 年全欧女足注册人口将达到 250 万人。在女足英超联赛，上赛季平均每场有 6000 多名球迷观战，而在女足欧冠中，巴萨的诺坎普球场涌入 9 万多人，达到了男足比赛上座率 [4]。

2021 年的东京奥运会，中国女足在小组赛创下 0：5 输巴西、2：8 负荷兰的败绩，对阵欧美已经毫无优势。女足现阶段冲出亚洲就惨案，一方面是我们停在原地，另一方面是对手进步神速。按照女足名宿孙雯的观察，欧洲女足如今每个位置都具备了 90 分钟高对抗能力，身体条件、战术素养、比赛节奏都愈发男足化。

女足在世界杯小组赛惨败于英格兰

最具代表性的标尺是英格兰女足，职业化前这支鱼腩队一直是中国女足的手下败将。2005 年阿尔加夫杯，女足以点球险胜英格兰，还被国内媒体批评 “我们快连英格兰都打不过了”。2011 年，女足英超成立，英格兰女足开始挂钩男子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在去年的女足世界杯上，英格兰女足已经可以 6：1 轻取中国女足 [5]。

欧洲女足的迅速崛起，是依附于自家有着百年成熟经验的男足职业体系和社区足球文化。反观国内，由于男足近三十年在大赛成绩和伪职业化的怪圈内反复横跳，毫无家底可言，导致女足根本没有现成模式可以挂靠。

女足的今天，是男足的昨天，也是男篮的明天。

03. 完不成的改革

“恢复体工队” 的论调之所以甚嚣尘上，是因为近三十年大球（足球）的核心叙事变了。

以前大家普遍认为，只要国家和资本双管齐下，就能把足球扶起来。但过去一些年，对足球，国家很重视，资本很狂热，除了造就金元中超为期十年的通货膨胀，国家队成绩反倒愈发萎靡不振。一条路没出成绩，就以为选错了路，以结果为导向，锅似乎理应交由职业化来背。

实际上，对抗性的团体竞技，必须坚定不移地交给市场，即把职业联赛办好，国字号成绩只应是、只会是、只能是相关产业健全发展下水到渠成的结果。追求大赛成绩而忽视运动规律，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世 界 杯上的男篮

所谓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决定一国足球发展水平的 “大河”，既非国家也非资本，而是社会 [6]。如果社会力量很弱小，大球就发展不起来。无论足球还是篮球，搞好职业化的前提，都是市场经济和法制。

以篮球为例，我们看似也有商业化运作的联赛，也有投资人、转会、电视转播和赞助商，但选材长期无法体教结合，令群众基础白白浪费。姚明上任以来，便把重点放在青少年篮球培训、推动 CUBAL（大学生篮球联赛）和 CBA 的交流方面，近年打上 CBA 的王岚嵚、黎伊扬等人，均是从选秀中走出的大学生球员。

但在职业化的深水区，篮球不仅和足球一样停滞不前，CBA 的改革进度比中超都慢。20 支球队有的隶属体制内、有的是国企控股，有的属于私人投资，产权结构大相径庭，执行联赛的准则、改革的意愿自然也就不一致 [7]。

男篮世界杯 1 胜 4 负

换言之，无论是过去的甲 A，还是如今的中超和 CBA，都是改革只做一半，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职业化。而其不职业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管办不分离。

管办分离的核心，并不在于职能部门形式上是否结束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的双轨制，而在于实际上是否完成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转变。比如足协提出的 “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如同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每次都很临近，却一直绕不进去。

2016 年规划提出当年，足协执委表示：“年内应该会有眉目。”

2017 年的媒体通气会，职业联赛理事会的负责人表示，“职业联盟进入倒计时，预计 2 月底或 3 月正式成立。”

2018 年的联赛总结大会，时任足协党委书记的杜兆才表示：“足协将进一步推动管办分离，职业联盟明年成立。”

2019 年的新闻发布会，时任足协秘书长的刘奕表示：“未来足协将充分放权给职业联盟，职业联盟年底前肯定挂牌成立。”

2020 年 5 月，时任足协主席的陈戌源在与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连线中表示：“职业联盟组建工作步入尾声，再过一两个月就能成立。”

2023 年 3 月，时任中超公司董事长的刘军表示：“职业联盟成立工作在积极推进中，目前还没有明确时间表。”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职业联盟虽然没出来，但上面这些人都在新一轮足球反腐中进去了。

职业联盟前身可追溯到中超元年，大连实德、北京国安等 7 家俱乐部在假球黑哨的背景下，倡导的以 “政企分开、管办分离” 为诉求的 “G7 革命”，而这一由职业俱乐部自己运营联赛的提议，当年即被主事者否决 [8]。

王健林早年的倡议

而在更早的甲 A 时期，大连万达的投资人王健林就已经提出，俱乐部完全可以自行成立联赛委员会，解决联赛广告、拍卖、竞赛等事宜，每年拿出 5%-10% 的收入上交足协，就够养活国家队。而这一后来也得到足协认同的想法，不仅在当时显得超前，至今也未落地。

如同有的工会负责维护权益，有的工会负责组织看电影。足球发达国家的职业联盟，为的是商业利益最大化，能独立履行职责。正因为权力始终掌握在俱乐部投资人和职业经理人手中，所以即便欧洲足协中不乏硕鼠，却从不会动摇该国足球的根基。

在欧洲，足协是一个负责协调全国运动正常开展的公共机构，不会藉由职业联赛投资盈利。但中超公司在 2006 年成立时，足协占据了 36% 的股权，16 家俱乐部各占 4%，同时联赛的转播和广告专卖权也被收走，使得各家俱乐部主场经营权并不完整 [9]。

面对外界质疑，足协选择去弊案频出的足球发达国家意大利取经。时任足协副主席的南勇在米兰考察时就曾对意甲联盟代表发出过灵魂拷问：“你们从电视转播权里抽多少？” 意大利人被问得找不着北：“我们就是意甲俱乐部组成的一个办事机构，只有办公费用，没有机构自己的提成。”

其二，人才流动难。

体育市场化的核心是自由流动。在球员转会的限制上，CBA 不如中超，周琦转会争议就是典型。在这位男篮头牌的故事里，根据 CBA 关于转会条款的规定：D 类顶薪球员合同到期后，独家签约权归属球队，球员如与新俱乐部签约，应向原球队支付一笔培养费。

周 琦转会争议折射了男篮球员的职业困境

篮球很难实现转会自由，根源是国内大部分高水平运动员不是像 NBA 球员一样通过学校 - 选秀进入职业轨道，而是各地体委（体育局）通过体校 - 体工队选拔训练而来，部分球员属于体育管理部门与俱乐部共有 [1]。对看重全运会成绩的地方体育局来说，转会意味着球员注册关系的变更，这叫肥水流了外人田。

足球领域的转会困境主要体现在甲 A 时期的挂牌 - 摘牌制，即球员只能提出转会申请，但下家则由足协根据联赛排名和各家俱乐部协商决定，“公平” 的外壳下包裹的是权力寻租的阴影。这一制度始于 1998 年，直到 2010 年恒大烧钱入场抬高球员议价权后才告废止 [10]。

其三、商业化程度低。

有种观点认为，中国足球大体有两种融资形式，一种是国企往里砸钱，另一种是民企通过足球要便利。不管是哪种形式，本质都是国家倾注资源在扶持，所以中国球员说自己挣的是市场的钱，这一口径非常无知 [11]。

过去一些年，中超被冠以 “房地产联赛”，企业亏钱投入足球俱乐部，为的是拿地、做广告。赶上高薪的那批 “85 后” 球员，挣的其实是地产行业的公关费。不同于投资者需要核算成本，投机者更看重的是效应，看重足球之外的好处。也正是因为这个初衷，中超球队的造血功能普遍贫弱。

从国际经验来看，足球俱乐部的优质资产是打造青训、建设场地、培养球市，但金元中超的资本大多花在了快速贬值的引援方面。这使得中超大部分俱乐部的生态十分畸形：青训差、梯队无保障、新老交替青黄不接、一线队成绩弱、球场不是自己的，但外援总砸出震惊世界的天价 [6]。

当然，中超不职业的锅不能全甩给投资人，更普遍的共识是：联赛成立 30 年，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和仲裁机制，上级态度经常代替规章制度。

诸如此类的现象，如中超公司拒绝俱乐部单独招商，独家和耐克签订赞助长约；如联赛经常给国家队集训让路，无视各家俱乐部利益；如 U23 政策拔苗助长，违反运动规律，损害公平机制；如在国家队表现欠佳的球员，回到俱乐部要受到内部处罚。

“留洋禁令” 前，范志毅本已拿到利物浦的职业合同

而综合了 “管办不分离、人才流动难、商业化程度低” 的集大成案例，国内也不乏其例：

篮球领域，是王治郅 2002 年留在 NBA 打球未回国参加世锦赛与亚运会被国家队除名，当事人为此饱受批评；足球领域，则是 2001 年十强赛期间，足协颁布 “留洋禁令”，强行召回范志毅、张恩华、杨晨、谢晖等旅欧球员，影响了这批国脚的职业前途。

04. 绕不开的现实

国内舆论场对于竞技体育的讨论，有四个字的底层逻辑 ——“菜是原罪。” 这使得类似 “广州恒大主力球员月薪仅一万五” 的新闻在后金元时代窜上热搜，只能引来吃瓜群众的幸灾乐祸。

中国足球水平低是共识，但不代表它没门槛。

作为个体，能踢上中超一线队，意味着已经跻身足球从业的 Top 500 行列。曾在多家中超球队效力的朱宝杰讲过，和他同在申花足校接受专业训练的孩子有 400 多人，最终踢上职业的只有区区 4 名。对足校生来说，能在中乙坐替补都是 1/100 的概率 [12]。

一个淘汰率如此高的行业，顶尖人才收入上限如果只相当于一线普通白领，其前景只能更差，并不会出现网友以为的 “有本事像巴西球员一样去国外挣钱，你不踢自然有人踢” 的局面。

不同于非洲、拉美人踢球是为了逆天改命，也不同于欧洲人踢球是为了跨越阶层，足球在中国是一项投资回报率很低的运动 —— 不仅有培养周期长、前期投入大、成材率低等行业因素，还有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的文化因素和独生子女的社会因素。如果没有高收入作为吸引，更不会有家长把孩子往里送。

央视主持人贺炜的老微博

在 90 年代之前，入选省体工大队相当于中专毕业，可以拿津贴、转户口、包分配 —— 八一队踢不上，部队解决就业；火车头队踢不上，能当铁路工人；前卫队踢不上，能干公安；地方队踢不上，能进国企。农村家庭和城市底层家庭愿意让孩子进体校，是因为当时踢上专业队等于谋求一份铁饭碗。

但在国企改革以及大学扩招后，一方面原有阶梯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的盘子里，解决面包、牛奶的机会有的是。对普通人来说，过去三十年改变命运最好的方式，是在相对公平的高考模式下做题，而不是去练体育。

有人曾这样总结足球人才和大厂程序员的共性 —— 都得身体素质过硬、吃苦耐劳、扛得住 996；都得生活简单、习性纯粹，月薪三万也过得像月薪三千；都得有团队意识，甘当螺丝钉；年轻饭也都吃到 35 岁 [13]。

相较于 99% 的足球生终将咽下无法踢职业的沉没成本，高素质人才按照 “升学 - 高考 - 大学 - 工作” 的路径进入地产、通信、互联网行业，风险要小得多。何况写代码并不需要教练的提拔、青睐、给机会，也不需要承受场上猪队友带来的下限，就算英年谢顶，也总好过断腿骨折、跟腱撕裂或半月板积水。

如果有天中国足球的人才密度陡然升高，要么是这个行业更透明、更规范了，要么说明其他行业的增长红利期已然一去不复返。

05. 尾声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中国只有一种球迷，就是 “赢球队” 球迷。

无论是乒乓球、跳水还是冰雪项目，只要能一直赢，大家就支持，实在不行就多卷一批中产，多搞几名归化。至于运动发展规律、环球普及情况以及对手实力究竟如何，都包含在 “抛开事实不谈” 的范畴内。

在日本雅虎论坛，连日本球迷都看不下去中国网友对于国足的无脑黑，有人说 “媒体关注海参的视角是个大问题”，有人说 “在中国，总有奇特又有趣的方式去批评足球运动员”，还有人说 “如果中国足球每次都被这种微不足道的报道抢了关注度，那真正的问题将被抛诸脑后”。

栽一棵参天大树很难，但给电线杆子刷绿漆却相对容易，电线杆子结不出果实，那一定只是刷漆人的责任。我们擅长在一切事务上开辟新路，可惜总有领域只接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世 预赛中韩战观众席

本届世预赛 36 强赛阶段，中国 0：3 韩国的赛后，网络流传一张热图：一个戴眼镜的小朋友背对场地正在伏案做题，这一幕无比形象地贴合了国人对陷入恶性循环的足球的态度 —— 观众假装在看比赛，球员假装在踢职业，投资人假装在搞俱乐部，联赛假装在搞改革，社会假装在例行监督。

一件事情被全社会诟病，也知道病根在哪儿，但就是解决不了。长期下来，大家除了例行 “假装” 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来源：饭统戴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