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再想起网瘾学校了。

@彼何人斯88：好久没有再想起网瘾学校了。曾经立志过，长大成了作家要操翻这些屌人，但是没有，活到头来被操翻的只是我自己。我记得好多年前有里面的人相约去自杀，我没有去，其中一个和我说:无论你能活多久，最后死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事情，都会因为这个事情死掉。我曾经不以为意，但现在看来是真的。
逼哥唱到:死亡和我的梦想，曾经如此的接近。三十三年的挣脱脱不了，如何是好。最近因为许许多多事情，失去了对自己和对世界的所有期望。但是在所有令我难过羞辱痛恨后悔的事情里，我偏偏还是不受控制地想起这一件。连续几天梦见死，头疼欲裂，梦见爱人远去，我流浪到当初的高墙大门和布满监控的操场。我相信共时性，所以觉得，时候到了。
我去的地方在昆明安宁，创办者是教育系统至少是曾经的一位头脸。所以是的，它现在还完好无损地矗立在安宁城里。在以后可以想见的时间，也会在那里。所有梦魇一般的细节，我都记得。但是有几件事，我最想现在写下来。
关于我的折磨很多，因为我逃跑过。但是说实话，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我已经不太受这种伤害的影响了。无非是各种各样的禁闭和暴打;无非是叫我端着饭去大通厕里吃，还给我计时;无非是喝烟灰泡的水;无非是把我架到墙上用刀抵着戳;无非是把我绑在门上用警棍打;无非是“学校”领导要我帮他洗车，洗到我对车轮胎有信心伸舌头去舔。
但我更忘不了的是其他人的遭遇。
说是网瘾学校，没有多少人有网瘾。大部分都是些达不到家里期望的“坏学生”。但是有几个例外。比如有一个30来岁的消防员，他爹妈让他赶在年龄限制之前考公，他不愿意，就被绑进来。年纪大了，“训练量”自然也要翻倍。
有一个7岁小孩，商人父亲找了后妈，后妈不想要他，就把他送进来“抚养”。他小小一个，在那些警校毕业找不到工作的流氓，或者“教官”眼里，就像一个玩具。他每天被用窗帘倒吊起来，供教官们抽脸作乐。每一天，他的嘴都被抽肿得像香肠一样，脸上涂着晶莹剔透的药。他还因为龟头发炎去过医院。
同性恋，特别是女同性恋。我印象里有一位第三次进宫的“学生”，就是因为自身的这个取向。而矫正她的方式也很简单，但我暂时不想写出来。
还有和我一起逃跑的人，他被抓回来后，用头撞破了镜子，想用碎片割颈动脉自杀。因为这个，他也获得了一些额外的“照顾”:我们在操场上滚卡车轮胎，他就要滚扎着铁丝网的卡车轮胎，轮胎也要大两号;他经常需要接受水刑:头上敷着一块毛巾浸到水里，快窒息时再拉起来，被暴揍，对一切道歉;平时需要远离一切镜子，但会被揪到镜子前暴打。
还有很多人。被打到失禁的人。被打到昏厥的人。我每一件事都记得。除了肉体的折磨，还有不间断地让“学生”相互怀疑揭发举报，我也都记得。总有某个凌晨三四点，大喇叭突然开始高声喧哗，大家被从床上揪下来去跑圈蛙跳，跳到力竭，而最先揭发别人丑事的可以提前回去。常配两位“心理医生”，但每次聊天内容，都指向你有多么不可救药，暗示你原定的“学习”期限太短，你还要多加改造，把你数着日子过日的期待，放到履带下一点点碾碎。写到这里，就像钢笔尖长久停留在宣纸上，墨水，记忆，一点点渲染开。好多已经被岁月和保护机制淹没的细节又开始浸透我。你们想看，下一次我会写更多细节。
在十多年前，那里的“学费”就达到了1万一个月，远非社会经济阶梯上的一般家庭可以承担。长大后，我和朋友们总是写和拍边缘人，大概也与此有关:在某一个system里，被边缘化和吃苦不总是和社会阶级这种概念挂钩，而是有流动性的。无论你拥有什么令其他人羡慕的东西，只要某个方面的选择权不在你自己，就总有人要替你做决定，走上一条血路。因此在不同的contexts里面，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边缘人。
你可以把这段东西发到任何地方。活得越久，越觉得自己像杨德昌电影里的悲剧人物，无论再怎么努力，总有些不受控制的无序力量，一次次毁了我的真心和努力。我是不怎么想活了，但要是能为还活着的人做一点点贡献，我愿意去做它。